學生五把，圍尺子住大

▲ 2023年8月9日，鄭州，把围大學生在教室自習。学生（視覺中國/圖）

　　變化是尺子逐漸發生的。廈門大學人類學在讀博士生樊錦豪，把围這些年在與一些公益組織交流時，学生發現當下大學生參與公益活動的尺子人數正在減少。與往年比，把围“報名表都少了1/3”，学生他因此想知道，尺子這些年輕人為什麽不願參與誌願公益活動了？把围

　　2026年，北京益微青年公益發展中心集結包括樊錦豪在內的学生20位青年研究員，麵向全國本科生，尺子共發放1317份問卷，把围深度訪談72人。学生

　　通過這項調研，樊錦豪與團隊成員試圖探尋，當代大學生越來越少地參與誌願公益活動的深層次原因。他們發現，困擾這一群體的，是越來越細致的評價體係：績點與排名、實踐與競賽、家庭、社交與同輩、就業與招聘。它們就像五把“尺子”，共同作用於青年的成長過程，直到他們走向成熟，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人”。

　　2026年10月18日，北京益微青年公益發展中心在廣州發布名為《被量化的青春：⼤學⽣⾯對的評價體係困境與活法》的報告。該中心是一家專注於青年發展的公益組織，其前身為北京10所高校大學生與知名學者於2003年聯合發起的“西部陽光行動”短期支教項目。

　　“優勝者們同樣覺得痛苦”

　　“一個人越能夠完成任務，就越容易被期待承擔下一次任務，優秀因此不隻是一種榮譽，也成為一項需要持續履行的責任。”報告寫道。

　　李同學來自四川農村，被報告組成員找到時，她剛從專科升入公辦本科。專科三年間，她的表現不可謂“不優秀”：三年成績綜測雙第一，擔任班長和團支書，競賽獲獎五六十項，空餘時間去打工，最後成功專升本，這些經曆讓她逐漸成為老師和同學眼中的優秀學生，在未來的日子裏，她還計劃繼續讀研，可麵對報告組成員，她直言自己還不算卷，“因為還沒有發揮到極限”，“隻有當自己強大了，別人才能無話可說。”她總結。

　　成績沒能讓她輕鬆下來，她曾遇到同學希望她退出競爭；另一方麵，老師和同學的認可也逐漸成為她不能輕易失去的身份，也抬高了她下一次評價自己的標準。比如小組任務中，因被認為能力較強，其他成員會不約而同依靠她。即使自己已有許多工作，但因擔心小組作業影響成績，李同學仍會硬著頭皮接下任務，有時需要工作到淩晨兩點。

　　“調研中有相當一部分大學生都是過往的優勝者。”北京益微青年公益發展中心青年發展議題業務總監黃若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報告發現，回收的1317份調查問卷中，來自省屬重點本科、雙一流A類（985）和雙一流B類或雙一流學科的人數，占比接近75%，與此同時，有超過四成的調研對象在上學期總績點專業排名中，占據前20%。但即便有相當一部分同學在現有的評價體係中占據優勢，他們的回答依然表現出不同的矛盾和痛苦。

　　有的痛苦來自大學時期不再標準化的測試，用過往“上課認真聽講，課後認真完成作業”的慣性努力方式應對大學考試，很難再獲得與之匹配的回報。如一位同學談到，“一學期的認真聽講”可能還比不上“考前幾天甚至幾小時的努力”。

　　有的則來自同輩間的比較和競爭。一位調研對象說起一起玩的同學拿到比他高的績點，他心裏產生了一些負麵情緒；另一位受訪者則稱，社交賬號推送的“上下左右都是優秀的人”，加之同齡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加重了同輩間因能力對比而產生的焦慮。

　　還有的則源於家庭和地域條件的不平衡。一名在湖南省懷化市上學的調研對象就談到，父母長期在外務工，對孩子升學和職業發展的具體路徑並不熟悉；在學校和生活中也缺少能夠提供經驗的前輩。她看到有人參加競賽、獲得實習、成功考研，卻不知道這些機會從哪裏開始，怎麽提前準備，向誰尋求幫助。

　　在黃若嵐眼中，這些大學生們的心態很矛盾：他們相對來說還算有一些選擇，卻並不喜歡這樣的評價體係，但好像隻有獲得優勝，“才終於有空出來看一看評價體係的問題”。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發展中心青年發展議題業務總監黃若嵐正在講解報告。（鄔謹涵攝）

　　跟著指標走

　　報告將大學生需要應對的評價體係分為五個門類：成績、實踐和競賽、家庭期待、同輩的社交和比較以及“想象中的工作”。調研發現，大學生往往不會隻將精力投入少數幾項，而是會“要求自己在各種評價體係中麵麵俱到，將日常化為‘每個方麵都不能落下的全能競賽’”，不斷生產可以被看見和比較的成果。

　　樊錦豪是這份報告的主編。他在訪談過程中就發現，大家在應對評價體係時，更多是在“對指標去做單一的拆解和追逐”。

　　如“實踐與競賽”的維度就包含了誌願服務、社會實踐、社團活動、學科競賽等多種形式。對於剛步入大學的新生而言，這類活動通常被描述為可接觸社會、可發展興趣、可施展個人才華、在課堂之外探索自我的空間。問卷回收時，同樣發現大學生對實踐活動的參與度很高，如90.85%的受訪者參與過誌願服務，76.45%的受訪者參與過社會實踐，76.37%的受訪者參與過社團活動。

　　但當研究人員進一步追問時，就發現一些學生參與這些活動的目標變得更為實際：誌願服務可以納入綜測認定，競賽獲獎可以換取獎學金和保研加分。

　　例如一位同學在訪談中提到，當一個項目上一年拿了國獎，大家就覺得今年這個項目拿獎的概率會變大，“團隊的名額就變得很有價值”，有的人就會“通過一些方式換取名額，拿獎後再申請獎學金，競賽本身就是為了獲獎去做準備”。

　　另一位受訪者則說，“（參加活動）主要是拍照優先，留存證據優先……你真正獲得的東西也是有一個‘模板’在的，你套著這個‘模板’寫，這樣就可以得到優秀的實踐成果”。

　　這樣的采訪在數據上也能得到印證，如76.77%的受訪者將“實踐成果（如報告、獎項、媒體報道）”排在衡量實踐價值的首位，66.75%的受訪者看重“是否擔任負責人角色”。在同輩壓力來源中，互相比較“創新創業競賽”的成績以53.22%的比例高居第二，報告認為，這意味著在相當一部分學生眼中，實踐與競賽的意義已經很大程度上與獲獎、加分等外部回報綁定在了一起。

　　“評價體係建立得更完善的同時，它的標準也會更明確。這種指標的明確可能會讓大學生產生一種要跟著某個指標走的緊迫感。”樊錦豪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受訪者們注重短期目標，並不意味著他們短視，而是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選擇，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種精英主義的體現。

　　沒有答案的回答

　　實際上，每一位大學生都對應著不同的處境。學生進入大學時，並不是站在完全相同的起點上。報告發現，家庭經濟條件、成長地域以及學曆背景，都會影響一個人能獲得哪些信息、擁有多少支持，以及麵對選擇時能夠承擔多大風險。

　　但學生麵對的外部評價，往往是一致的。一位受訪者談到，當看到別人參加競賽、準備考研、獲得實習機會時，她會有一種距離感：身邊的人都在不斷向前，如果自己一直留在原地，距離可能會越來越大。此時，她將自己沒能獲得的機會理解為：我不夠好、不夠主動、不夠勇敢。

　　樊錦豪介紹，當一些大學生向調研人員描述自己想要的生活時，通常會使用一些寬泛的詞匯：我要經濟自由，我要有空閑時間，我要家庭美滿……但要如何達到這個目標路徑，他們其實並不清晰。“他們好像覺得通過高績點、找到一份穩定工作就可以達到目標，但很多人真的進去以後，才發現並不是這樣的。”

　　報告發現，一些學生會期待工作能讓自己的個人價值有所發揮，但入職前，他們對於工作將怎樣組織、每天的投入能換來什麽並不十分清楚。一些應屆生在入職後，需要從自己對工作的想象中脫離出來，在現實中慢慢適應工作的邏輯。

　　樊錦豪擔心，當已經確定的目標太多時，學生會更願意用現有的體係去表達自己：我拿到了一個好的分數，就證明我是一個優秀的人。但不同的工作對人的需求並不一致，大學生們必須麵對的現實是：在有限的時間裏為自己的人生先暫時尋找一條可行的出路。

　　報告總結了訪談中二十餘位大學生與評價體係相處的三種活法：退出全能競賽、開辟第三空間、回到來時路。大學生可以選擇參與不在培養方案裏，也沒有人打分的項目，或重新思索自己的困惑、興趣、現實條件和重要的人際關係。

　　在發布會現場，一位大學生向報告撰寫小組成員提問，自己前往各處旅遊，是否也能被評價為一種活法。但對方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

　　樊錦豪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報告沒有明確大學生要如何與評價體係共處，“是有意而為之的”。“我們希望呈現出大學生被困住的狀態，如果落點是再給一個完美的評價體係，他們豈不是又被控製了。”